合同解除的条件和程序是什么 作者：未知     时间：2020-11-05    来源：互联网

一、合同解除的条件

法定解除有一般法定解除和特别法定解除之分。因此，法定解除条件也有一般法定解除条件和特别法定解除条件之别。前者是适用于所有合同的解除条件，后者是适用于特定合同的解除条件。

一般法定解除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在下列法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以解除合同：

1.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可克服的现象，包括某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台风等;也包括某些社会现象，如战争等。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应该消灭。但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德国法系是采取合同当然且自动消灭的原则。基本上由债务人承担风险，而不是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这种立法表面上不拖泥带水，解决问题干脆利落，但实际上却没有顾及当事人如何采取救济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英美法系采取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及其他意外事故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固有意义上的程序，即不是通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途径解除合同。对此，《合同法》第94条第1项明文规定。总之，当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

2.拒绝履行(预期违约)：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拒绝履行，又称为毁约，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却不法地对债权人表示不履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债务人拒绝履行的行为又称为预期违约。所谓预期违约，又称为先期违约，在我国《合同法》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对方当事人得取得法定解除权。二是根据《合同法》第68、69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债务履行能力的其他情形的，可以中止履行，并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迟延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迟延履行，又称为债务人迟延，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尚未履行债务的现象。它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因合同的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定。一方面，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不特别重要时，即使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履行，也不至于使合同目的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债权人立即解除合同，而是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催告，给他规定一个宽限期。债务人在该宽限期届满时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特别重要，债务人不予此期内履行，就达不到合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未在履行期限内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不经催告而径直解除合同。

显然，《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说规定的“迟延履行”是指上述第一种情形。上述第二种情形属于第94条第4项规定的“迟延履行”。为便于理解，笔者将前者称为“二次迟延”，将后者称为“一次迟延”。一次迟延产生解除权，必须是合同目的落空，达到了根本违约程度，无须催告，下文详述。在二次迟延中，仅有一次迟延尚不能产生解除权，必须经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即发生“二次迟延”)时方可产生解除权。由此可见，在“二次迟延”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当发生一次迟延时，必须指定相当的期间进行催告。

催告，是债权人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作为解除权的发生要件，必须提示对方应该履行的债务，并且给对方相当的犹豫期间催促其履行。对于催告的方法则无限制。结合民法学理论及相关国家立法及判例经验，催告的大致规则可以归纳如下：(1)催告必须可以判明债务的同一性。在过度催告场合，即在作出履行催告时，提示的数量超过债务人应该履行给付数量的场合，如果债务人应该给付的数量已经确定，即使债权人错误地进行了超出该数量的过错催告，如果债务的同一性可以判明，则催告有效。不过，解除权当然仅就债务人应该履行的数量发生。相反，如果债务人应该给付的数量没有确定，但债权人在催告中提示的数额超出客观上的恰当数额不是过多，催告仍然有效，但如果请求额远远超过客观上的恰当数额，则催告无效;不足催告的场合，在可以判明债务同一性的场合当然是有效的。不过，在这种场合下，原则上解除权就催告中提示的数量发生。原因是债权人可以催促债务人对应为给付的一部分，特别应该尽快履行(并且也仅就该部分进行解除)。但是，如果在不足催告中不足的数量很轻微，债权人的意思显然是就全部债务进行催促的场合，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应该解释为就全部债务发生解除权。(2)催告的内容，只要表明在一定的日期或者一定的期间内应该履行的意旨即可，没有必要注明如果不履行将解除的意旨。(3)作为解除的要件之一，催告应该实施的时期，没有必要将其限制为在债务人发生履行迟延责任之后。如果定有确定期限，在此期限后即可。另外，在未定有期限的场合，任何时候都可以催告。(4)债权人在进行催告时，必须提示“相当的期间”。相当的期间，是指债务人作出履行准备与作出履行的必要期间，依据债务内容以及其他客观情势决定。债务人外出履行或者罹病等主观情势则不被考虑。如果期间不够“相当”，催告是否完全无效?有种有力学说认为无效，判例前也采取这种态度。其主要理由是在期间不够相当的场合，如果仍然解释为催告有效，并且在催告后经过客观上相当期间发生解除权，则债务人需要负担判断期间是否相当的风险，这是不公平的。对负有债务却不履行的人，加以如此的保护，反而是不公平的。如果由于期间不够相当，即认为催告不发生任何效果，极端而言，如果催告指定的期间不够相当，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发生解除权，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4.根本违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所谓根本违约，是指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违约形态。履行期限届至后，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使债务人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取得法定解除权。从《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来看，造成根本违约的情形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前文所说的“一次迟延”，主要针对定期行为而言，只要债务人履行迟延，不必经过催告可径行行使解除权。一类是其他违约行为，在学理解释上，主要指除迟延履行之外的不完全履行情形。

二、合同解除的程序

(一)协议解除程序

协议解除的程序，是指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程序。其特点是：合同的解除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也不需要有解除权，完全是以一个新的合同解除原合同。它适用于协议解除类型，并且在单方解除中，只要解除权人愿意采取这种程序，法律也应允许并加以提倡。

由于协议解除程序是采取合同的方式，所以要使合同解除有效成立，也必须有要约和承诺。这里的要约，是解除合同的要约，其内容是要消灭既存的合同关系，甚至包括已经履行的部分是否返还，责任如何分担等问题。它必须是向既存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发出，并且要在既存合同消灭之前提出。这里的承诺，是解除合同的承诺，是完全同意上述要约的意思的表示。协议解除是否必须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我国法律未作这样的要求，允许当事人选择：或者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或者直接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原合同的协议。

采取协议解除程序，何时发生解除的效力?在合同解除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时，有关部门批准解除的日期即为合同解除的日期。在合同解除不需有关部门批准时，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之时就是合同解除生效之时，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商定解除生效的日期。

(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所谓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解除的权利。它的行使，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而它是一种形成权。解除权按其性质来讲，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解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把合同解除。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96条第2款)。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等场合。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场合，解除权由双方当事人享有，任何一方都可行使。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守约方享有，不然会被违约方利用解除制度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约定解除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合同指定的当事人享有，既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享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享有。

解除权对权利人而言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否被解除权人舍弃或推迟取得，只要无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无损于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允许。所以，行使解除权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现为解除权人可以在合同解除与请求继续履行之间选择，解除权可以在特定期间的任何时刻行使，可以采取和对方当事人协商的方式等。

解除权的行使也有限制。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第95条)。

解除权行使采取双方协商的方式，在我国应予提倡，因为：

第一，合同解除不会使双方当事人在物质利益上共同增加，而是彼增此消。单就这点来说，双方不易就合同解除及由此而生的返还财产、分担责任等达成协议，这也是法律应赋予有关当事人以解除权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事人的特殊物质利益毕竟是以根本利益一致为前提而存在的，双方没有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如果合同解除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那么双方宜互谅互让地将合同解除。

第二，协商的过程，是当事人双方明了事情原委和责任如何分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彼此了解到各自的困难，能够互谅互让，既解决法律后果问题，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便于解决纠纷，减少诉讼。

第三，倡导协商方式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调解原则，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定更加统一。

双方协商的方式并不是解除权的丧失，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解除权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才使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之所以同意解除权人的意见，是因为即使不同意，解除权人也会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将合同解除，并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三)法院裁决的程序

这里所说的法院裁决的程序，不是指在协议解除的程序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中当事人诉请法院来解除合同，而是指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时，由法院裁决合同解除的程序。由于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当事人无解除行为，只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要件加以裁决。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解除只能适用法院裁决的程序。

三、可撤销合同是什么

所谓可撤销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的合同。

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合同可撤销的原因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五种情形。

1、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骗他人的行为，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而订立的合同。

构成欺诈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其一，欺诈人有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指为使被欺诈人陷于错误判断，或加深、保持其错误，而虚构、变更，隐匿事实之行为，此种行为既可以是积极作为，如故意制造虚假或歪典的事实，也可是是消极的不作为，如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但在不作为的情况下，只有行为人按照法律或习惯，负有告知义务而故意不告知时，才构成欺诈；

其次，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欺诈故意是指欺诈人有使被欺诈人因受其欺诈而陷入错误，并因此为意思表示的目的；

再次，被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即欺诈人的欺诈行为与被欺诈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被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而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不仅包括被欺诈人原无错误，是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的情况，而且还包括被欺诈人原已有错误，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其难于发现错误或更加深其错误的情况，认定欺诈行为还必须注意欺诈的度，只有能引起意思表示的瑕疵、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能容许的欺诈，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即欺诈行为必须达到有悖于诚实信用的程度，如，欺诈人欺诈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被欺诈人的利益，即所谓善意欺诈就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2、胁迫。根据《民法意见》第69条的规定，胁迫是指一方当事人直接以物质性强制或精神性强制迫使对方与已订立合同。也就是行为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胁，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构成胁迫应具备以下要件：

其一，须胁迫人有胁迫的行为，胁迫行为是指胁迫人以未来的不法损害相恐吓，或以现时的身体强制为威胁而实施的不法行为，胁迫行为既可以直接对相对人实施，也可以对其亲属或友人实施，胁迫的对象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也包括人的名誉、荣誉和财产；

其次，胁迫人须有胁迫的故意，胁迫的故意是指胁迫人有通过胁迫行为而使表意人产生恐惧，并因此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

再次，受胁迫者因胁迫者的行为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即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人的胁迫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3、乘人之危。根据《民法意见》第70条的规定，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示。

构成乘人之危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其一，表意人在客观上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境地，急迫需要是指情况紧急而迫切需要对方提供财物、劳动、服务等，紧急危难包括生命、健康的危难，也包括经济上的窘迫；

其次，行为人有乘人之危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表意人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境地，却故意加以利用；

再次，表意人出于危难或急迫而实施了相应的行为，至于表意人实施的行为，即可以是积极行为（如提出要求），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拒绝对方请求）；

最后，行为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表意人的利益。乘人之危是前提，显失公平为后果，如果某一行为仅有乘人之危的前提，而无显失公平的后果，则这种行为只构成胁迫；如果仅有显失公平之结果，但并非乘人之危所导致时，如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应认定其行为无效；否则仍应适用暴利行为的规定。

4、重大误解。根据《民法意见》第71条的规定，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合同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多因自己的过错，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合同的内容发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构成重大误解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其一，当事人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即发生误解；

其次，误解一方必须对合同的主要内容等发生误解，对于因特定身份或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产生的合同，如果合同当事人发生误解，也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再次，误解是由误解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欺诈或不当影响所致；最后，误解一方因误解而订立合同并遭受较大损失。

5、显失公平。根据《民法意见》第72条的规定，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合同。这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这一基本民法原则，而使另一方的利益严重受损的一种情形。

构成显失公平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其一，显失公平发生在有偿行为之中；

其次，行为内容明显违背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认定应结合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一方获得的利益或他方所受的损失是否违背法律或交易习惯、造成显失公平的原因是否适当等方面综合衡量；

再次，该不公平的产生是由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所致，所谓利用优势，是指一方利用其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而使得对方难以拒绝对其明显不利的合同条件；所谓没有经验，是指欠缺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交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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